细亟微谰学问与人生文／肖川这个话题，前辈学人多有议论，原因恐怕就在于真正的学问家一定是眷注内心的，一定要对自家的人生作一番考量，去问一个究竟。在我看来，学问与人生两者之间的关系不外乎以下两种情形：第一种情形是，在“学问人”那里，“学问”只是敲门砖，“著书皆为稻粱谋”（龚自珍当年有此慨叹，他肯定不是倡导为生计而学问，只是对于生存窘境的一种无奈的惆怅；除此以外，恐怕还有一层用意，那就是在“文字狱”盛行的专制社会，干脆说自己是为生计所迫才著书，也可表白自己没有政治上的图谋，省得权势者担心自己有犯上作乱的嫌疑）。学问人也只是“雇佣的知识生产者”，与劳工出卖体力，风尘女子出卖肉体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差异。“雇佣的知识生产者”出卖的不过是智力罢了。雇佣者可能是个人，也可能是某一利益集团。以课题或资助的形式，他们之间形成一种雇佣关系。在这种关系中的学问，是不太容易包含真理、道义与良知的。课题的承担者考虑得更多的是资助者的意图，是如何能够交差。、人们常说，学问是贵族的事业，此言不虚。如果学问只是用来交换的一种商品，学问也就徒具其形式而不蕴含人类精神生活中最宝贵的质素，那就是“与真理为友”。只有当你超然于功利之上，超然于权衡利害得失之上，服膺真理，服膺道义和良知，学问才是人类精神高贵的花朵。学问与人生关、系的第二种情形是学问即人生。古人讲“道德文章”，将二者等量齐观。所谓“道德文章”，清代学者金兰生在《传世言》中有此解释：“无为日“道”，无欲曰“德”，无习于鄙陋日“文”，无近于暖昧日“章”，是谓‘道德文章”’。当然，中国古代的学问人，骨子里有着太多的泛道德主义的情愫，个体的生命意识不够彰显，缺乏个牲主义，也缺乏文化建树的意识，这是他们的历史局限。学问的人生，体现为学问者的书卷气。书卷气，我想不是那种整天“子日诗云”、舞文弄墨、酸文假醋的矫情自饰。而是在字里行间贯注充满道义的关怀和对于核心价值的守护。１９７４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，这位市场经济和法制社会坚定的捍卫者，一生的所思所想、所行所言都在努力地实践自己的学术信念，学问与人生在他的一生中实现了完美的结合。如诗人阿兰?博斯凯所说的：“在每个词的深处，我参与了我的诞生”（《首篇诗》）。学问作为一种人生的状态，尽心去过一种智性的生活，作为学者有着精神上的充实和丰盈，在人生中实践学问的主张，体现学问所倡扬的品格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有种宗教承担的精神，这至少是人生的一种好境界。后现代思想的代表性人物赛义德就坚持：“真正的知识分子绝不是完全服从政府部门、大公司甚至同业行会政策目标的职员或雇员，而是独立思考的个人，尽管客观的道德准则现在似乎受到普遍怀疑，但知识分子应有原则立场，能够对强权说出真理”，可见，保持“自由之意志，独立之人格”，不向金钱和权势屈服，不仅是一种节操，也是一种职责。张文质君曾感叹：“一个人敢想、敢说、敢干、敢承担，四个‘敢’都能做到殊为不易”。只有能使人敢想、敢说、敢干、敢承担的学问才是真正有益于人生和人类进步事业的学问，“立德、立功、立言”也就皆在其中了。能够成就这等学问的人生自然也是辉煌灿烂的人生。５６万　方数据